潘向东[ 很难讲货币政策已经放松，从现在情况来看，尽管下半年通货膨胀尤其是CPI增长可能会逐渐放缓，但毕竟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通货膨胀。因此在通胀没有完全降下来之前，不能轻言改变货币政策的基调 ]

　　先是货币政策脱离“从紧”基调，继而紧锁的银行信贷“闸门”向中小企业、农业和灾后重建领域开放，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拐点”何时来临？倾斜的信贷政策能否使求“资”若渴的中小企业真正受益？ 围绕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近日分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陆磊以及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潘向东。

　　货币政策从紧基调未变几乎在受访专家中达成共识，而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专家们更多地倾向于从政策扶持和金融技术创新两方面入手。

　　货币政策基调未变

　　《第一财经日报》：二季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并没有提及“从紧”二字，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也已经静默数月，对于中小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信贷也有所放松，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已经开始放松？

　　何帆：很难讲货币政策已经放松，从现在情况来看，尽管下半年通货膨胀尤其是CPI增长可能会逐渐放缓，但毕竟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通货膨胀。因此在通胀没有完全降下来之前，不能轻言改变货币政策的基调。

　　之所以没有说从紧，我的理解是当前情况下不会再出台更加紧密和严厉的货币政策措施，但是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原来货币政策的基调。

　　只有在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央行会起到最终贷款人的作用。或者在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时候，才会采取一些扩张型的货币政策，但现在并没有到那么严重。因此我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通货膨胀。

　　如果一些中小企业或出口企业遇到困难，那应该用其他的政策工具来调整，不能通过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来保经济增长。“一保一防”，“防”就是靠货币政策，“保”就是靠其他的措施，比如财政政策。

　　陆磊：现在离我们定义的放松性货币政策还有一段距离。放松货币政策有几个要件，在公开市场上应该实施逆回购而不是正回购，不再回收流动性，但是目前央行还是在回收流动性。其次，准备金率不应该仅仅只是稳定，还应该下调。第三，利率应该下调。具备这三点才是我们所说的放松性货币政策。但央行现在还没有实施这样的货币政策。

　　张燕生：首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从来没有讲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松动，也没有讲反通胀的目标要松动，所以我不认为货币政策已经松动或者应该松动。

　　我认为，现在很多问题是一种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总量的问题，中小企业、“三农”、地震灾害救助都不是总量的问题，实际上是货币信贷政策的一些结构性调整，而非总量调整，不是“面”调而是“点”调，“点”调控实际上不涉及从紧的目标和反通胀目标上的松动。

　　潘向东：目前应该是结构性松动。在经济增长朝合理区域发展的时候，货币政策目前已经逐步朝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转型。在经济增长快速回落的过程中，一些国家需要促进发展的行业也会由于调控政策的实施而受到损害，当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政策的时候，这些行业往往是最先松动，以免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对中小企业信贷倾斜政策成效待观察

　　《第一财经日报》：央行已经对中小企业、“三农”以及灾后重建的行业进行了信贷倾斜，允许商业银行拿出部分信贷投放到这些领域，并明确提出，力争使2008年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去年。你认为这样一种信贷政策调整对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会起多大作用？

　　陆磊：中小企业对于经济环境的敏感度远远高于大型企业，这是客观事实。如果经济下行，中小企业首当其冲——订单下降、应收账款上升、库存增加。这就导致中小企业的资信率约在银行评级系统中下降，只要银行实施一个正常的风险控制，必然不会对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如果被要求多投放贷款，那么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谁来负责？这是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货币政策的两难。如果做一些结构性调整，专门面对中小企业提出一些信贷政策，一定要有一个损失安排，如果出现问题，谁来承担？目前，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单靠政策号召是作用不大，除非出现损失不追究责任。

　　张燕生：我觉得这首先是对预期和价格信号的作用，仅仅要求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增速不能低于去年，增量不得小于去年，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对中小企业来讲，尤其是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很弱。这次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它们所受到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调整应该比上面讲的力度要大，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问题。

　　潘向东：目前并不需要担心向“三农”和遭受地震灾害地区进行信贷倾斜的政策效果，因为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在财政政策的积极配合下，这两方面的信贷应该还会保持不错的增速。但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假若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或监管考核机制来保证政策实施，商业银行对于加大中小企业信贷投放将非常审慎，要保持信贷增速不低于去年将非常困难。在宏观经济环境内忧外困的时候，反应最为敏感的将是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将直接导致它们效益的急剧下降。在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和效益下滑时，商业银行更有可能考虑放贷的风险，并不会把央行放松的信贷额度放贷给它们，相反，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

　　何帆：这种倾斜性的信贷政策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不能对它抱太高的期望值。当然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些都是需要去扶持的。但是从这几个领域来看，真正的问题不是能通过信贷来解决的。出口企业遇到现在的问题，跟我们过去多年推行的盲目鼓励出口的政策导向有关。因此，这也给我们一个警示：出口型企业是缺乏竞争力的，一旦遇到一些外部的风吹草动，它一定会首当其冲。如果这次“保”它，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种问题；这次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下次就可能是其他地方出现的金融危机，出口企业还会遇到这样的冲击。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多的不是去“保”它，而是要让它实现转型，要么往上走，产品进一步升级换代；要么往内走，往服务业、国内市场去做。因此更重要的还是结构的调控。

　　政策扶持和金融技术创新双管齐下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在采访中发现，部分银行对于加大中小企业信贷投放非常审慎，甚至并不积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否有必要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来保证政策实施？你认为应当出台什么样的配套措施？

　　陆磊：首先要有可操作的政策，比如允许利率浮动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对风险的覆盖。其次，如果出现损失，是不是要有贷款的保障机制。如果允许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高息，但中小企业负担不起，那么财政就要贴息。

　　另外，如果银行出现损失，是不是有地方财政承担一定的损失，但不能期望中央财政来承担，因为中央财政和中小企业的关联并不是很大。地方政府还可以成立担保基金，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可以解决相关问题。我现在了解到，在县一级、地市一级政府有些成立了这类担保基金，但是还远远不够，杯水车薪，因为中小企业虽然贷款额度不大，但数量很多。

　　张燕生：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目前为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服务非常弱。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小企业往往都是一些高风险、高成本的客户，大银行面对这些“小家伙”时需要有很高的风险管理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扩大金融市场化和对内开放，让一些金融专业机构对民营企业有一些贷款扶持。比如像浙江一带，正在推行地下钱庄和民间融资的逐步阳光化。

　　另外还要有一些政策扶持，我前天到某市调研，当地政府拿出了3个亿扶持中小企业，另外还派干部到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所以地方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扶持政策，而不是完全依赖商业机构。

　　何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很谨慎，不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很多商业银行也意识到中小企业是一个金矿，但是挖金矿要有工具。

　　最近一段时间，据说很多外资银行去做中小企业，它们在甄别风险、控制风险这方面做得比较好。问题在于，这些方面中资银行目前的格局很难做到，比如为了控制风险，银行一直把信贷权力往上收缩。其实权力越往上收缩，和下面的联系就越不紧密。做中小企业一定要有一套与做大企业完全不同的风险评估模式、更灵活的贷款的模式。中小企业根本连抵押贷款都没有，那你怎么办？而它的发展势头可能很好。所以都是需要作出一些创新。中小企业融资难，不是完全通过商业银行可以解决的。必须通过放松社区的银行等更微观领域的银行，它们天生是为中小企业、农村的个体户、单个的家庭提供贷款的银行。商业银行整个的管理思路和它们不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