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们身边的各种制服都在发生着变化，军人换上了“松枝绿”，法官穿起了法袍，警察一身洋气的“藏蓝”，“和谐号”列车乘务员穿得像空姐……

　　在传统观念中，需要统一穿着制服的部门，一是与国家权力有关的，例如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一是与公共服务有关的，如铁路、民航、邮政等单位。而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被冠上“铁老大”等称谓，离“服务”远些，离“权力”近些。在法治建设滞后、公共服务短缺的年代，在一些人眼里，穿上制服，就是“公家的人”，端的是“铁饭碗”，手上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权力，可以“管人”。

　　改革开放30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彩，职业选择越来越多样，曾经的“制服崇拜”渐渐回归本位。法治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强劲，公共权力运行更加科学、民主、依法，制服设计也随之多了现代感、亲和力。

　　制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悄然记录下时代演进的步履。从千篇一律的大檐帽到越来越鲜明的职业特色，面料款式之变，展示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审美观念的转变，也蕴涵着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型、服务理念的提升。今天，翻检30年制服变化的点滴，梳理历史发展之轨迹，制服上留存的时代烙印，如此鲜明直观，又如此耐人寻味。

　　北京市大兴区法官孟健平：法袍下的责任

　　“听执行庭的同事说，2001年换装后有一次他们去村里办案，大家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穿着白衬衫、打着灰领带，到了村口，向一位农民问路，问完以后人家问：‘你们是卖保险的吗？’——同事们瞠目结舌，随后一想，毕竟是戴了十几年的大檐帽，突然不戴了，老百姓还真有些转不过劲儿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孟健平说起2001年法院换装后的故事，记忆犹新。

　　其实，之前的1984年，法院是第一次换装。“我们法院全体法官和书记员都穿上了戴肩章和大檐帽的统一服装，之前法院并没有统一的着装。那时彩色照片还没有普及，但是我们刑庭的法官们在穿上制服后，还特意跑到当时大兴县黄村镇唯一的公园和街心花园去拍了彩色照片。”孟健平说。

　　法官制服最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2001年，那一年大兴撤县改区，而法院也再次换装，开始穿着的制服款式彻底西装化了，只是在胸前佩戴法徽。与西装式制服配套的，还有法官开庭和重大场合时穿着的法袍，但是作为基层法院的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到2002年才开始开庭穿法袍。

　　“在我的感觉里，法袍最大的作用是在开庭时将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区别开了，突出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神圣性，使庭审活动让人感觉庄重。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熟悉了中国法袍，年轻的法官们更是觉得开庭穿法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刚开始，法官们穿着法袍一入庭，经常发现当事人和旁听群众都愣住了，更有一些阅历较多的人会问：‘还要带假发吗？’”

　　从军警式制服到法袍，着装的变化只是孟健平30多年法官职业经历的一小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不断推进，司法现代化、职业化取得显著成效，由此带来的变化，影响到他工作的方方面面。“那时刑庭十几名审判人员，一年结案一共不过100来件，还不到现在一名法官一年的结案数，尤其是近几年，法治建设发展，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增强，法院的收案数量更是翻了几番，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孟健平说。

　　军队摄影记者乔天富：军服见证跨越

　　“从65式军装的‘三片红’，85式军装的大檐帽，到87式军装的多功能划分，再到现在‘松枝绿’的07式军装，这一切，都是军队推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实现的。”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今年55岁，1970年入伍，从事军事摄影20多年，谈起亲身经历并用手中相机全程记录的4次军队换装，如数家珍。

　　“65式军装被称为‘三片红’，当时流行说‘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那是一个街上流行绿军装的年代，解放帽和军用挎包成了年轻人的时尚，连解放鞋也成了他们的最爱。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85式军装正式展现在国人面前，‘八一’徽取代了全红五角星帽徽，全红领章也被军种肩章所代替，大檐帽、皮鞋取代了解放帽、解放鞋，新材料做的军服穿起来舒适、挺括。当时军官们穿上这身混纺毛料的行头，甭提多精神了！”

　　1988年，乔天富又拿到了生平第三套军装，而且这回一拿就是好几套服装，更为关键的是，他第一次戴上了代表我军军衔的肩章，“以前的军装都只有一种样式，无论训练、工作，我们都是那一身‘国防绿’，常常是刚在土堆里打完滚，马上就去工作、吃饭了。到这套被叫做87式的军装，有了礼服、常服、作训服等系列服装，一下子把礼仪、生活、训练等场合区分开了。87式军服的夏常服改成了西服领，穿衬衣系领带。封闭了数十年的领口终于打开了，它的背后是国家和军队全新的开放意识。”

　　07式新军服共有礼服、常服、作训服、标志服饰四大类644个品种。新军服更具时代特色，颜色更加协调庄重，科技含量大大加强。一经推出，“靓”、“威武”、“壮了军威”，此类评语成为了网上舆论的主流。

　　在乔天富的军服上看到了他的胸标、姓名牌、级别资历章、国防服役章、臂章等标志服饰，这也是07式军服的新特点，“这些标志服饰是现代军事趋势，主要作用在于体现军人荣誉、增强识别功能、强化军服美感。这样子更加正规化了，也更现代了。”乔天富说。

　　这30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军队的跨越前进在军服的细节变化中也能看出端倪。

　　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小周：警服越来越亲切了

　　“以前警服像军装，现在嘛，很多朋友都说我穿得和保安差不多。”提起换装，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小周这样调侃自己。“不是我们降格了，是更现代、更亲民了——严格执法，还要热情服务啊。”

　　小周参加工作刚满10年，正好赶上了99式警服换装。

　　在他儿时的记忆里，邻居民警王叔叔是全院小孩的偶像。那时，院子里的“孩子头”就是因为有一身跟王叔叔一样的白上衣、蓝裤子、白色大檐帽，让孩子们人人羡慕，谁都愿意跟他一帮玩。再大一点，红领章、黄袖章、大檐帽、一身“橄榄绿”，再扎上一条皮腰带，成了男孩子们最流行的威风装束。

　　高考的时候，小周报了提前录取的警官学校，从大学起就穿上了心仪的“橄榄绿”。每逢周末和假期，他和同学们坐车或徒步外出时，都喜欢特意穿上警服。在公共汽车上，“橄榄绿”总是抢着从座位上主动站起，让座给需要的人；在放假回家的火车上，“橄榄绿”会提醒乘客们放好贵重物品，帮助他们拿放行李，还常常协助乘警工作。

　　在学校，小周还了解到，王叔叔上白下蓝的警服，是71式警服；红领章、“橄榄绿”是83式；自己穿的，则是基于83式改革后的89式，上装变成了西装式小翻领。89式一直沿用到2000年前后，才被藏蓝色的99式取代。

　　“警服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改革开放同步的。”小周说。99式之前，警服跟军装在颜色、款式上相近，军、警难以区分，在一些大型国际活动中，不少外国朋友把中国警察误认为是军人，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为了跟国际接轨，同时既要体现执法的威严，又要让群众感到亲切，99式警服应运而生。

　　2000年，第一次领到妥帖合身的新式警服时，小周还有点不舍，就要告别多年来让他自豪的“橄榄绿”了。现在，他还是把自己以前的几套警服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柜里，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抖抖灰尘，上身试试，看看镜中自己威风的模样。“穿上这身警服，可是我想当警察的最初动力。”

　　北京火车站职工李素萍：路服与服务都在变

　　李素萍是北京站“036敬老助残服务室”的服务员，在铁路系统一干就是28年。

　　1980年，17岁的她顶替母亲岗位，在北京开往兰州的43次列车做了一名列车员。当时铁路上跑的全是绿皮车，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排风系统。夏天，穿着的确良料的小翻领路服，李素萍刚跑完一节车厢，身上就已是黏糊糊的，“的确良布遇到汗水就粘粘地贴在身上，感觉很不好受”。

　　“虽然工作条件不太好，可穿着路服，走在车厢里，还是很神气的。”铁路最初由部队接管，部队的很多管理习惯因此被带到了铁路系统，其中就包括穿着。“戴着‘大盖帽’，穿着‘解放鞋’，当时经常有一些首次坐火车的旅客把我当成女兵，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敬畏。”

　　李素萍说，带着这种优越感，很多列车员那时有着“高人一等”的感觉。而且，在铁路系统工作属于捧着“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服务旅客上面难免不太到位，“铁老大”的“名声”也从那时开始叫响。

　　“现在变化太大了，我们有了民航、公路这些竞争对手，服务要是不搞好，‘铁老大’也会没市场。”李素萍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