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所取代,政府集中管理的价格机制被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机制所取代,政府依靠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也被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纺织行业一直站在体制变革的潮头浪尖上。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今年,我们尤其需要这么做,而且需要将“盘点”的视野放得更宽广一些。
今年对于我国纺织服装行业而言,是形势严峻的一年。遥想年初的猜想,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多变。受国际金融风暴冲击,我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再加上年初的冰雪、5月的地震,使纺织行业面临重大挑战。这时候,信心比金子更珍贵。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日趋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比较优势在世界上无人能比。在困难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对轻纺行业非常关心,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帮助行业渡难关。
今年又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30年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既有高歌猛进的发展,又有举步维艰的煎熬;既有辉煌卓越的成就,又有狂风暴雨的考验;但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国纺织人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下,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让历史告诉未来。在这个不平凡的年尾,我们更需要深刻体会这句话的真谛。希望通过对30年来行业发展历程的回顾,能使广大纺织企业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实现新的腾飞。
曲丽清晰地记得,1978年她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报到那天穿的是母亲亲手做的衣服——一件蓝色咔叽布列宁装,一条墨绿色带暗格的的确良裤子。“这是我最好的衣服,是我母亲用50斤全国粮票换布票买的布做成的,当时家里的布票已经用完了。”
30年过去了,曲丽现在是一家大型公司的副总裁,已事业有成。“家里三个衣柜装的都是我的衣服,正装、休闲装、家居服,什么场合穿的衣服都有,多得数不清了。”
曲丽的经历既是改革开放30年百姓生活变化的真实写照,也是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纺织服装行业繁荣发展的客观反映。
30年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特质得到充分发挥,行业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对外开放
催开体制改革之门
1978年11月7日,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在珠海建立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曹光彪成为1948年以后第一位重返内地经济舞台并颇有建树的香港资本家。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
由于在祖国大陆一举投资数百万美元开设毛纺厂,并由此开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先河,曹光彪俨然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国策逐步明朗,东南沿海各省市纺织系统出现了合资办厂,以至外商独资办企业的现象。
1981年,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的创办,成为纺织系统发展“三资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良好开端,也为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中国增添了一抹亮色。
30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有效推动了国内各项体制改革的进程。30年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方位、制度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内体制的变革。我国在实现经济管理体制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及立法司法体制改革等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各项配套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事实同样证明,纺织业不仅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者,而且还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担当重任,率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弄潮者。
国企改革
在调整的阵痛中深化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一系列放开搞活政策使纺织服装产业迅速繁荣起来。1981年,许多棉纺织企业由于产品积压,开始以“不收布票”的形式进行促销。由于政府允许轻纺工业自销一部分产品,这成为官方认可的棉纺织业体制转轨的开端。当1984年正式取消布票时,我国纺织业已经能够满足内需,转向出口了。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国有企业统包统揽,企业不负担盈亏,也没有经营自主权。“缺乏生气,效率低下”是当时人们对国企的评价。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国企改革一直是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方式给国企“松绑”,15年的“热身”为国企进入市场奠定了基础。
1986年10月,国务院第121次常务会议专题讨论扩大纺织品出口、振兴纺织工业的问题。会议决定:全国免征纺织企业调节税,所有市场销售的棉纺织和针棉织产品全面实行优质优价和花色差价,对一线纺织生产工人全面推行新岗位工资制。企业改革在纺织行业逐步推向深入。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国有企业真正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由于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冗员严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与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相比,国企曾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1992年11月3日,重庆针织厂破产。这是全国最大的国有企业破产案,国企改革拉开了序幕。
从1986年到1996年,我国股份制试点迅速发展。10年中建立股份制工业企业7760个,个数只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1.5%,但资产总值却占6.1%,利润总额占13%。这说明,股份制企业的规模和效益都远远超过一般企业,股份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采用的资本组织形式。
1992年5月,中冠印染有限公司在全国印染行业中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更名为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纺织印染业第一家上市公司。1998年到2000年,针对大中型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状况,国家开始实施国企3年脱困攻坚计划。3年攻坚,减轻了国企的负担,促进了国企优胜劣汰,实现整体扭亏为盈。而3年攻坚的突破口,恰是纺织行业。
突破口战役,对于纺织这一传统行业而言,是一次观念和体制的革命。在这场战役中,纺织行业压掉了近1000万落后棉纺锭,分流职工120万人。“压锭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敲掉了计划经济的脑袋,带来了观念的转变。”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天凯时任中国纺织总会压锭调整扭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说:“经过‘壮士断腕’的艰苦实践,今天的纺织行业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收获了新的财富。”压锭调整后,中国棉纺织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优化,国有比重大幅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落后生产能力基本淘汰,90年代的先进设备占到全部设备的1/3。轻装后的棉纺织行业开始在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技能培训、创新发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全面冲刺。
行业管理体制
随市场经济而变
1978年1月1日,国家重设纺织工业部,开启了纺织事业发展的新纪元。1982年7月11日,纺织机械的生产由纺织工业部归口管理。国务委员薄一波称赞这是机构改革后的一件新事物。1986年11月29日,服装行业正式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标志着以服装为龙头带动整个纺织工业发展的“大纺织战略”的开始。
以上机构改革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市场经济规律重新配置行业管理资源的过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纺织行业的管理部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又经历了多次变革。
2001年2月21日,北京东长安街12号,国家纺织工业局的牌子平静地摘下。与国家纺织工业局同时撤销的还有另外8个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历史性标志。
新中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史,会永远记载几个历史性名词: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总会——国家纺织工业局。它们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见证。
上世纪90年代,纺织行业的高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它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纺织行业已从急需发展的关键性行业成为亟待改组改造的行业。同时,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使纺织行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传统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这种变化。加上纺织行业社会化、市场化依存度不断提高,日益缩小的计划范围、日益扩大的市场作用、不断加强的企业自主地位,都对纺织行业的管理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纺织行业体制改革全程的见证者和实践者,曾任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原中国纺织总会副会长、原国家纺织工业局局长等职,现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的杜钰洲笑称自己“改革越深入,官位越小”。
杜钰洲认为,2001年“撤局建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最彻底、最深刻的一次机构改革,标志着政府管行业、计划配置资源发展工业的时代结束,以市场配资源、振兴民族工业新时代的开始。他指出,撤销9个委管国家局,并不意味着包括纺织在内的传统产业在走下坡路,相反,中国传统产业将在新体制下更快地吸收新兴科学技术,实行产业升级,以更强的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这也让行业协会增强了紧迫感,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找准自己的位置,履行和发挥好作用。
7年过去了,现实成为最好的证明。纺织服装业在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指导和服务下,成为国民经济中“国退民进”最突出的产业,产业的活力和竞争力都得到了最大释放。体制改革让中国纺织服装业的活力日益旺盛,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日渐开放,行业整体焕发出蓬勃生机。
经济全球化
带动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对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我国纺织服装业来说,更是关系重大。
加入世贸组织,使深受配额限制之苦的纺织品服装行业大大受益。此时正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一体化进程的最后阶段,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能量在2002~2004年间得以初步释放,纺织品服装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