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郎咸平走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个话题人物，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个或许永远不能以主流或者非主流来界定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一度自嘲是一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但如今，他已经不在意加在头衔之前的那些定语。

　　十几年来，他仍然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只不过除了每周一次回香港沙田的学校授课之外，他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显然已经转移到内地。虽然在央视各频道中，我们基本上听不到郎咸平的声音，但他的电视节目在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经常能够获得不俗的收视率。他最新的闲谈节目《财经郎眼》(原来打算用“郎来了”)，从今年3月开始，也将在广东卫视播出。在这些节目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壁报板前讲各种经济建议。东方出版社推出他的书籍，包括《热点背后》、《产业链阴谋》和刚刚上市的《谁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机》，每一本销售都超过了十万册。他热衷于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演讲，最疯狂的时候，61天安排了62场演讲，却仍然精力充沛，乐此不疲。或许就像郭德纲喜欢在天桥说相声一样，天生具有非凡演讲能力和现场表现力的郎咸平，也同样极为享受这种在讲台上和他的听众直接交流的感觉。而坐在台下的那些人，其中很多是中小企业主，甚至普通白领。他们自掏腰包来听郎咸平的讲座，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坚信郎咸平是经济学界乃至学术界最大的良心。

　　郎咸平之走红，始于他对几家著名企业的“炮轰”，始于他和某些企业家以及学界人士的论战，并因此获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郎大炮”。不过，从2006年开始，郎咸平战术大变，与人正面论战交锋明显减少，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公开演讲的时候，将炮火直接对准某个企业的情况也已不多见。从2006年底，他开始对中国制造业忧心忡忡，他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搞不好要出大问题。2009年，当人们都在谈论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他却说，“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内的问题也足以让我们的制造业陷入衰退。”

　　“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

　　“如果中国只是有金融危机，那就好办了，如果真的跟国际联动的话，美国和欧洲这样处理问题，包括注入庞大资金、减息、利用国家信用来进行银行国有化，这种方式对我们的金融危机已经有所缓解。可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内。”郎咸平说。

　　他认为，2006年股价、楼价上涨，到2007年达到高峰，并非大家所认为的是由于国际热钱炒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衰退，使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楼市。这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热现象，而是出现了二元经济，热的地方过热，冷的地方过冷，资金过度集中到热的地方去了。“而这个阶段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等等，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危机，再加上汇率的上升、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成为导致制造业衰退的四大因素。”

　　在他看来，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来自于整个中国经济体质的不断弱化，也就是投资经商环境恶化，其根本原因，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可是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上，三足鼎立变成了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就是GDP工程。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提前引爆，而且弱势尽现。出口锐减，中小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停工，农民工就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尽管政府很快调整了宏观政策，也推出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不过郎咸平对未来的预测，却是非常保守。

　　他打了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三聚氰胺使得中国人不敢喝牛奶了，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不敢消费了。美国消费者信心下降，导致我们的出口行业订单大幅减少，减幅非常惊人，高达30%。出口额占中国GDP的35%，仅仅依靠提高内需，根本无法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

　　至于GDP工程，郎咸平用一贯激烈的口吻说：“为了进入地方政府GDP工程，银行信贷会从萧条的民营企业大量抽出资金，到最后我们会变得更贫穷。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是胡说八道！这种对于基础工程过于迷信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不是马路，是老百姓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

　　“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财务学系，金融是他的老本行，在过去几次著名的论战中，郎咸平也是以财务分析功底著称。不过，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些人摩拳擦掌说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好机会的时候，郎咸平却面带恐惧地说，“国际金融炒家太聪明了，比我郎教授还要聪明十倍，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金融是一场战争”，这是郎咸平几年前就经常说的一句话，有时候他还会加上“帝国主义船坚炮利”这样的抒情语句来加以强调。而从2009年开始，他把这个词升级成为 “金融超限战”，他说这是一场由经济所引发的超过传统限度的战争。

　　国际通货膨胀、米价暴涨、国际油价不正常的涨跌、金价和美元这两年之间发生的一切，郎咸平认为都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阴谋。他说，“这是一群极度聪明的人，他们手里掌握的资金之雄厚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和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的贪婪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过去两年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作为，在郎咸平看来，“不过是金融炒家们嘴边的一块大肥肉而已”。

　　他认为，在油价上涨到147美元之前，中国的企业大量地“走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收购，包括银行收购、矿产资源收购，“这都是中套了”。他甚至说，“安排交易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甚至还有已经倒掉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就是国际金融资本炒家，或是它们的马前卒。”

　　于是，有了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60亿美元亏损、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228亿人民币亏损、中铝收购力拓的110亿美元亏损、中信泰富在收购西澳洲铁矿因为澳币大跌而产生的147亿美元亏损––在郎咸平看来，国际金融炒家及其马前卒不断利诱没有经验的中国企业，最后把油价拉高到147美元的时候，与美国政府合演了一出“二人转”听证会，将油价一举打压回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35美元一桶。“在这场超限战中，中国的损失，达到几千亿美元！”

　　“我们不是制造业没有人才，也不是商业没有人才，我们最弱的一环是金融。”郎咸平所说的“金融人才”，是国际炒家手把手教出来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教师，当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徒弟。“我们没有定价权，甚至要根据对方提供的研究报告来和对方签订图利合同，现在走出去打金融战，那会是一场不对等的、不公平的竞争。”他的建议是，在2009年，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机构，投资所应奉行的原则，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保守”。

　　“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

　　有人说郎咸平的学术，从来都是只破不立，只讲现状而不提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有人说，郎咸平的研究是“恐怖经济学”，类似好莱坞大片，将七分的危机渲染到十分，以极有煽动力的语句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有现场效果，但严谨和理性不足。他对2009年中国经济大势的预计之悲观，在一些人看来也是这样。

　　他甚至有些耸人听闻地说：“2009年，什么都不要买，你买股票赔，买房地产也赔，你买任何货币都会赔。因为美国政府的举措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他说唯一有可能不赔的投资，是买欧元，但是同时还要买等值的美元做对冲。这样做虽然可能不赔，却仍然无法对抗通货膨胀。为了对冲通货膨胀，就应该买地产。在日韩这些国家，在十年以上的长时期内对抗通货膨胀，只有地产，可是中国的地产是否有这样的特性，郎咸平表示怀疑。“这年头，除了郎教授的讲课费在涨，什么都在跌。”他说。

　　他说，在整个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这个“我们”，指的可能是被寄予重望应该在危机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中国政府，也可能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经济学家。

　　“美国政府聪明人很多，让他们自救吧，中国的问题比美国要复杂得多。美国还只有一个金融危机，中国是金融危机加上制造业危机，而且中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爆发。中国的金融危机要到楼市崩盘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信心的丧失以及美国房地产的衰退而影响到中国，真正的冲击，对中国35%的过剩产能的冲击才刚开始。也就是说，在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现在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郎咸平洋洋洒洒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