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的实践，本报从今日起特开辟专栏，刊登探讨、研究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

　　浙江经济以轻纺起家。然而“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浙江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在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以后，加快经济结构转变，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存在的问题

　　浙江经济结构当前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二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偏高，三是结构创新不足。2008年，第三产业仅占浙江GDP总额的41.0%，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和地区相比，大致低10至30个百分点；同时据我们分析，浙江2008年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大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左右。结构性问题放大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浙江经济在2008年遭遇了远比兄弟省份更为严重的困难。

　　说到结构创新不足，很多人士可能难以接受。浙江企业制度创新领先全国，浙江的三项专利授权数，近几年增长迅猛，居全国较前位次。可是在经济结构上，浙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和创新不足问题。

　　我们所做的制造业结构变动的比较分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91年以来的三个时期，浙江在“八五”（1991–1995）时期，制造业结构变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江苏、上海、广东和山东。在“九五”（1996－2000）时期，浙江制造业结构变动稍快，情况稍好。可是2001至2007年，浙江制造业结构变动率仅略高于全国平均和江苏，大大低于上海、广东和山东。

　　这种路径依赖、创新不足的主要特征，就是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份额长期较高。1985年，浙江纺织服装皮毛羽绒行业的产值比重为27.3%，全国这组行业的产值比重为18.4%，浙江高出全国8.9个百分点。到2008年，据我们初步分析，浙江这组行业的产值份额仍高达21.3%，20余年间只下降了6.0个百分点，全国这组行业的产值比重却下降了9.9个百分点，仅占全国工业的8.5%，

　　这种路径依赖、创新不足的严重问题，就是新兴行业的份额长期较低，典型反映在电气电子这组行业上。1985至2008年，浙江这组行业的产值份额仅从12.3%上升到14.5%，只上升了2.2个百分点；全国则从8.8%上升到了17.0%，上升了9.2个百分点。目前，上海、江苏的制造业结构的领先行业均为电子行业，长三角地区惟有浙江省，仍以纺织业为领先行业，产业层次明显偏低。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结构变动上非常耐人寻味的悖论。这种严重的路径依赖、结构创新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居然就是浙江企业家的精明和执著。浙江企业家能在“砻糠里榨出油”来。因此，就在全国纺织服装行业从2000年开始增长趋缓的时候，浙江企业却越干越欢，战胜了国内的竞争者，出口大幅增长，在省内工业中的比重反而有所上升。浙江众多纺织服装企业的较强竞争力，使得浙江经济于无意中进入了一个产业“陷阱”。浙江经济增长回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增长乏力、电子电气等新兴产业缺乏支撑力导致的。

　　浙江不乏单个企业的创新，却缺乏企业的整体提升；浙江不乏产品创新，却缺乏结构转型。当下浙江经济发展，结构创新是一个更为紧迫的发展战略问题。

　　何为结构创新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结构创新主要就是产业结构创新、组织结构创新、营销结构创新、工艺技术结构创新等。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主要是战略结构创新，职能结构创新，财政支出结构创新等。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重大结构创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实施轻纺突围，是结构创新的一个主要方面。从单个企业来说，进一步把纺织服装产业做强做大，很可能是一种理性行为。然而从浙江经济整体来说，必须在提升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前提下降低其产值比重，同时加快提高高新产业的产值比重。很明显，这一要求必须具体落实到企业。浙江众多轻纺等传统行业的企业，须尽快摆脱路径依赖，开创企业重大结构转型亦即“二次创业”的新局面。宁波杉杉集团堪称结构创新典范。这家以服装起家的上市公司，2008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11.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5%，服装比重下降到60.1%，锂电池材料已占39.9%。

　　实施服务业优先，是结构创新的另一个主要任务。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加快金融、资本、旅游、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强化服务业对于生产生活的提升作用；另一个层次，就是加快分离制造业企业里的服务业，即把企业的采购、销售、开发、设计、策划，以及后勤服务、现场管理等，从制造业企业分离出来，形成高度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经营。共同的利益关系强于行政关系，社会化服务优于自我服务。企业从专业化和社会化中增加的利益，远远大于其成本支付，整个社会则得到了高度专业化和社会化导致的效率提升。

　　增强结构创新动力

　　强化结构创新动力，夯实结构创新微观基础。总体而言，结构创新动力是由客观环境一组激励和约束因素决定的。现在的问题则是，客观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以低成本劳动为主的要素供给、以低层次产品为主的市场需求的“两低”格局，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实施重大结构创新时机已经成熟。在客观环境已经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再不抓紧实施重大结构创新，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滞后，严重损害未来经济发展。因此，当前增强结构创新动力，关键就是认清形势，采取行动，以创新来打开新的局面。

　　地方政府要积极调整战略结构。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经济的一个重大优势，就是有大量既成的、先进实用的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处于知识“拿来主义”时代。只要地方政府是“明白人”，在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下，完全能够发挥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当前重大结构创新过程中，各级政府应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分析判断形势，充分掌握实际情况，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制定实施一系列加快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思路、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政策束”。

　　建议政府对于企业结构创新，实施一种普惠式、无差异的政策支持。因为在结构创新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有一小部分企业失误，但多数企业将获得较大收益。然而即使是遭受挫折的企业，也会给结构创新以莫大的推进，因为他们的挫折是企业家朋友们的共同知识。因此，只要企业符合设定的某些条件，政府就应按照承诺，无条件地给予支持。这样设计的目的，一是可以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二是有利于杜绝政策实施中的寻租。

　　在推进结构创新中，政府和企业可能都需要注意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积极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作用。企业是结构创新的主体，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结构创新的实施者，他们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职业经理人主要是与企业家在长期亲密无间的共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只有少数是外部引进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要强化职业经理人培育机制和市场流动机制，积极做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沟通工作，同时还要支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走出“围城”，成为职业经理人。

　　二是注重发挥新新人类对于结构创新的积极作用。新新人类一词，除了意指年轻一代外，更着重于意指与父辈具有太多不同想法的年轻人。他们将在父辈筑就的平台上，以全新的创业理念和方式，生产经营全新的产品和劳务。老一代企业家仍要积极发挥作用，但也要正确认识看到，年轻人脱颖而出的企业才是有活力的企业，需要果断地在关键时刻、关键领域，把权杖交给年轻一代。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多多地支持和呵护新新人类，培育一支充满生气的创新大军。（作者系浙江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