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30年，是“大纺织”产业群百舸争流、普遍得到高速持续发展的30年。对中国服装工业而言，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大升级的时期。其发展速度，其发展质量，以及由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了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包括业界人士）最乐观的估计。

　　近现代工业历史上罕见的大发展

　　中国服装工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大发展、大升级集中体现在：

　　在纺织服装业高速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彻底终结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长期牵挂着的“人民衣被甚少”的局面。城乡人民普遍地始则实现“温饱”，继而迅速趋向服装服饰多样化、时新化以至个性化，在“衣食住用行”五项基本生活需要中率先达到“小康”。现在已完全可以这样说：人民群众的衣着问题，是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中最先基本达成目标、最为圆满的一环。

　　由服装工业的庞大规模、完整体系和国际市场竞争力造成了“中国制造”服装外贸出口的巨大能量。“中国制造”的各式各样、物美价廉的服装，大举进入国际市场，进入发达国家一些最著名的连锁商业系统和大百货公司。在全世界服装贸易出口总值中，“中国制造”的服装已三分天下有其一。近年来，产品档次也在大幅度提升。曾经遭受外人嘲讽的“地摊货”时期，早已成为历史。

　　由服装工业的庞大产、供、销规模造成的对国家（包括中央、地方）财税收入的贡献，对全国进出口贸易顺差的作用，以及为全国城市、乡镇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实体经济各行各业中，都已位居前列。由服装外贸出口创造的贸易顺差，近年已达到全国各类商品外贸顺差总额的一半左右。

　　服装制造业自身，在改革开放30年间，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工业的过渡。服装制造业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大发展，是与“大升级”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间，全国各地“二轻工业（手工业合作总社）系统”和商业系统在发展服装企业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并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但限于资金实力、科技水平和城乡人民购买力，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还主要是一些由几十台、百余台家用缝纫机和几块台板装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小厂以及一些“前店后厂”的缝纫工场，总的来看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1970年~1978年，国务院实行大轻工业部（纺织、一轻、二轻合为一个大轻工业部）体制时期，全国服装制造业的最高管理机构，正是“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纺织工业部系统的针织服装（内衣）厂和少量衬衫厂、风雨衣厂，机械化程度也不高，大体处于半机械化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中迅速发展壮大的众多服装企业，面对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新形势，开始重视产品升级、工艺升级、设备更新。经过优胜劣汰，涌现出一大批现代化大型服装企业，如浙江的杉杉、雅戈尔、罗蒙、万事利、富润集团，江苏的红豆、雅鹿、波司登集团，湖北的美尔雅集团，山东的兰雁集团，广东的名瑞集团，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鹿王集团，上海的三枪集团等。这些大型企业，无论技术装备、生产工艺、生产管理方式还是产品设计，都已接近以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以这些新兴的现代化服装企业构成行业主体为标志，中国服装制造业大体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1980年~1995年），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工业（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

　　中国服装工业的大发展、大提高，还体现在如下一些重要的经济统计数据上：

　　全国服装企业数，1980年为22100家（乡及乡以上）。2007年（11月），仅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服装企业，就有14326家。

　　全国服装行业从业人员数，1980年为90.9万人。2007年（11月），仅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服装企业的从业人员，即已达396.8万人。

　　全国服装产量，从1980年的21.62亿件，发展到2007年的201.59亿件（规模以上企业）。其中，梭织服装从9.45亿件发展到94.56亿件（规模以上企业）；针织服装从12.17亿件发展到107.03亿件（规模以上企业）。

　　全国服装业出口总值，从1980年的16.53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1150.74亿美元。其中，梭织服装及附件473.21亿美元，针织服装及附件613.31亿美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成衣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由2000年的18.2%发展到2006年的30.6%。

　　“大发展”的由来

　　中国服装工业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崛起，确确实实是改革开放的国策在多个方面作用的结果。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环境，催化出全国数以千计采取工业生产方式的正规化“小服装”工厂，数以百计的现代化中型服装工厂，数以十计的设备一流、工艺讲究、产品精良、品牌响亮、销售网强大的大型服装企业。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庞大产业体系。

　　由市场来引导新厂的开办，老厂的改扩建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不再需要层层计划、层层报批。不再是靠国家资金一个渠道来开办新厂、改造老厂。集腋成裘的民间资金，大量的国外资金，被吸引到这个“投资省，上马容易，资金回收周期短，市场发展空间大”的行业中来。

　　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环境，30年间，仅宁波一地，就催化出杉杉、雅戈尔、罗蒙、一休等规模空前、设备一流、名扬海内外的大型服装企业。

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国策，带来了民营服装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大发展。连带而来的是迅速推进了服装制造业现代化。

　　中国服装制造业，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其主体部分是集体所有制服装厂（与国有企业、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差别的大集体企业）。纺织系统和商业系统的少量国营企业，如上海的新光内衣公司、培罗蒙西服公司、鸿翔（女装）公司，北京的红都服装公司、雷蒙服装公司、友谊服装厂等，由于总规模不大，在业界起不了主导作用。至于外资服装企业，当时一个也没有。在国家建设资金不可能大量投入这个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情况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全国服装制造业虽然门店极多（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时，全国缝纫企业多达22100家），全行业服装总产量却很有限（梭织服装，1979年为7.44亿件，1980年为9.45亿件）。全国成衣业产值，1979年为75.6亿元，1980年为96.8亿元，在全纤维工业（化纤、纺织、成衣）总产值中占的比重，仅12%左右。

　　正是民营服装企业和三资服装企业的大发展，成就了当代中国服装工业的大局面。民营服装企业，开始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渐渐地，经过优胜劣汰，从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大中型服装企业。

　　最近一二十年间发展得红红火火，表现出非凡产、销能量的全国各地几百个各具特色的纺织品服装“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如绍兴县“中国轻纺城”、福建石狮“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东莞虎门“中国女装名镇”、中山沙溪“中国休闲服装名镇”、东莞大朗“中国羊毛衫名城”、增城新塘“中国牛仔服装名镇”、湖州织里镇“中国童装名城”、桐乡濮院“中国羊毛衫名镇”、诸暨大唐“中国袜子名城”、嵊州“中国领带名城”等等，更无一不是民营中小型纺织服装企业的天下。

　　至于大量的三资企业，不仅带来了发展服装工业的资金和先进设备、工艺技术，还带来了现代经营理念、经营手段和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从而撑起了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大局面：在2000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值530亿美元中，“非本土企业”占了47.9%的比重；在2007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值1756亿美元中，“非本土企业”占了57.1％的比重。

　　是国家依据市场经济理念制订的工业生产管理体制，把服装企业推向市场，使整个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主动精神。

　　由市场引导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以销定产，形成符合本企业生产条件和利益的产品结构。

　　由市场引导企业确定合理的生产规模，争取较高的产销率。

　　由市场决定价格，引导企业制订符合本企业产品实际情况的价格策略，赢得市场。

　　由市场引导企业选择最佳的销售渠道、销售方式，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

　　由市场引导企业的采购行为（主要是自主采购服装布料），便于企业建立合理、顺畅、可靠的协作关系。

　　从无所不包的各级政府计划管理并往往管得死死的工业管理体制，改变为国家计划只起指导作用，这一“放开搞活”的重大改革，对服装工业来说，其结果是激发了全行业的活力，使“中国制造”的服装在内、外市场更为适销对路，更能赢利。这样，也就有了服装工业的快速、持续发展。

　　是“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和关注民生、全国上下致力于小康社会建设的治国理念及其相应政策，极大地拓展了全国城乡纺织品、服装市场的发展空间。从而为服装制造业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可靠条件。

　　上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我国社会在悄悄告别“短缺经济”、特别是1984年终结实行了整整30年的布票制度后，先后出现了“西服热”、“裙子热”、“运动衣裤热”、“休闲服装热”、“羽绒服热”。正是这一悄悄来临、体现人民群众消费水平有所提高的“服装革命”，造就了温州、宁波、上海、北京、天津以至内蒙古的西装制造业，造就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苏南地区的牛仔服装、休闲服装制造业，造就了全国各地的毛针织服装（羊毛衫、羊绒衫）制造业和棉针织外衣（运动衣裤）制造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城乡居民购买力都有很大提高的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大批时装制造企业、女士内衣制造企业以及婚纱制造企业等等，又推动了中国服装制造业新一波的发展。

　　是坚持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策，为服装工业拓展国际市场，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实行“大进大出”战略，利用国外纺织原料发展外贸出口提供了重要前提。

　　正是对外开放的国策，使服装制造业能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地抓住世界范围纺织服装业大转移的历史机遇，奠定了纺织品服装进入国际市场的深厚基础。也正是这20年间，中国境内出现了大批非本土企业（三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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