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争抢民工大战开始了，工人哪里去了？

　　2011年，大年初二，王伟全家兵分三路到各地招工。

　　三条线一共招回18个人，缺口却高达600多个。

　　王伟是香港某大型制衣集团南通子公司老板，他还记得3年前，各地劳动局主动跟他们联系的情景。

　　但现在全变了，就是招回的18个人，也没有答应他正月十二回来上班的要求。而那些老员工，正月十五后还有些依然没有到岗。

　　“工人来得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晚，”温州的张先生说，他需要五六十位工人。今年元宵节前，老员工只回来了5位。

　　为招到工人，他的企业在想方设法招聘和留住夫妻工，留了十七八间夫妻房等措施。即便如此，他还是招工严重不足。

　　由此，今年开春后，上海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农民工。

　　东莞石排镇多次组织企业远赴广西、湖南等地，开辟人才招揽渠道。

　　南京工厂聚集的苏州高新区金枫路两侧，挂满了条幅，写着各类“常年招聘”字样。

　　“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了，”龙达飞董事长陆祥龙说。

　　而“在安徽招工时，我们发现民工被各省企业疯抢。”金坛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说。

　　“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邮出现了恶性竞争，有企业拿出3000元补贴挖工人，而另一个企业则提出给4000元。”

　　一些工人也开始跳槽。

　　比如在金坛，部分技术熟练工不固定在某个企业上班，哪个服装厂需要就到哪儿去帮忙，按小时计工资。

　　于是，专门带领农民工“跳槽”的“工头”产生了，他们常常带着几十人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

　　这让企业非常头疼：“这是恶性竞争啊！有时加200块，就能马上被挖走几十个工人。”有企业这样说。

　　于是，企业只好不停地加薪，并且额度和频率都越来越高。

　　“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每次加100元，现在一次要加300-400。”博洋集董事长戎巨川说，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是一年一次，而去年以来已经加了两次。

　　与此同时，2010年5月份《关于调整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开始施行，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月920元。

　　而在“2005年3月以前，东莞最低工资标准是460元；到2010年3月就变成920元，短短5年内涨了一倍。”东莞骏业服装厂总经理刘志铭指着历年工资报表说。

　　相应地，加班费也水涨船高。

　　几年前，周六不算加班。但现在平日加班费提高到1.5倍，周六加班按两倍工资算。

　　“人力成本平均上涨了25%，劳动力成本也占企业总成本的40%。”刘志铭说。

　　同样，在海贝鞋业，人均工资已经从原来1000多元上涨到了现在2000多元。

　　对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来说，这是不小的压力，以300人的工厂为例，企业一个月要多付9万元，一年多支付108万元。

　　而在温州，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上涨了20%。

　　“吃不消了。”以内衣代工业务为主的金女士说，如果算上加薪及“五险一金”、伙食费、全勤奖、加班费、高温费、住房等各种补贴，这些支出占其总成本的比例从原来的8%提高到12%。

　　虽然如此，“今年温州用工缺口估计在35万左右。”周德文说。